儒、道两家从《易》而发展出辩证法思想的两种形态。

从现存文献看，游吉是中国思想史上可考的第一位有意识地系统探讨人性问题的人物。可见二者皆指的是礼，而审则宜类则是制作礼乐的过程。

据此，天地之中即天地之性，意味着天地有性。愚见以为，此句承生其六气，用其五行而来，故气字当指六气，也就是作为人之特性的六气。刘康公发出这番议论的时间为公元前578年。……六亲和睦，以事严父，若众星之共辰极也。这种以气为性、气禀自天的观点，是对人性的一种全新理解，为后来郭店简《性自命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之论张本[18]。

我以为，气下当夺一字，为发和章的同义词，今暂补为见，乃表现、呈现之义。游吉首倡的六气和六志的性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明了。23 注释： 1 《论语》中就可见孔门弟子内部倾向的不同，典型者如《子张》篇的若干记载。

这显然应该是汉代的事情了。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大略》篇所说善为《诗》者不说的真正意义。《语丛一》亦云： 《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

这种大儒的形象不是可以用僵化的礼来规范的。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知弗思不得。

荀子对《诗》的解读，确实是以礼义作为根本的标准。并且也是依着礼的标准，对其价值的高下进行了论述。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

7 前辈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就批评郭沫若的意见，认为《大略》篇的特点是抄录资料，纂辑成篇，因此应该是《大略》抄自《彖传》。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由是言之，鲁诗，荀卿子之传也。

占筮的基础在于数，因为象由数来确定。《经典叙录》云：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心在《易传》中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地位。

18 本文以下所引《五行》篇的文字，请参考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公以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向后人展示着礼的真谛。《书》，□□□□者也。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朱伯崑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见《易学哲学史》第一卷，昆仑出版社，2005年，页48-49。

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

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五、结语 荀子的经典之学，一方面是先秦儒家经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在儒学内部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4而且即便面对同样的经典，其理解和所得也不尽相同。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

在这个对立模式中，作为言说主体的儒者很显然把巫史矮化了。同样是亲之过，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又不该。以荀子的立场，这显然是不知统类的表现。和孟子一样，荀子也很喜欢引用和解释《诗》。

这对于重视经典的儒家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7其实还应该提到的是《序卦传》，其论咸卦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他一定知道庄子学派对于儒家经典的嘲讽，《天运》篇曾经记载一个老子和孔子的寓言，作者借老子之口提出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

多是从美其情19的角度出发，肯定其心志。这种合理性的最大根据就是文字和意义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周孔并称的过程中，荀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隆礼义而杀《诗》《书》是说，《诗》《书》等经典仅仅是道的载体而不是主体，真正的主体只是道，是礼义。《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体现在对经典的态度上，就是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其义则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前者恰当地指出了其主要处理的问题，后者则进一步明确了易道的核心内容。《荀子·荣辱篇》称： 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